伞形集团 形成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于2

　　形成举世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召开，根据《巴厘行动计划》，必须在本次会议上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国际气候制定达成新的协议。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形成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多重博弈的利益格局，各方角力左右着国际气候制度走向。气候变化终究是一个发展问题，它因发展而生，其应对措施也与发展阶段有关。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出于其国内利益需要和国际战略考虑，没有欧盟积极主动高调，但也不愿意放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展示出积极姿态，但其中期减排目标甚至远低于其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幅度，且以发展中大国参与作为自身行动的先决条件。其它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政治立场上追随美国，形成“伞形集团”。

　　气候变化谈判气候变化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限于专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并承担各自责任的问题。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1][2]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在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强调美国应承担减排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通过，与欧盟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暴发后，欧盟的谈判态度走向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欧盟尤其缺乏诚意。

　　节能减排守护蓝天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伞形集团国家的立场类似，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其中，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态度有所转变，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首要政策重点之一，其清洁能源技术最近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美国迄今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不过同样把主要排放国家参与减排作为前提条件，且迄今未阐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底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谈判中有关重大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此外，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共同愿景、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改善要素正在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具体议题众多，每一个议题都涉及各自利益，围绕巴厘路线图所明确的共同愿景、中期减缓目标、适应、技术和资金五大要素。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动计划》在公约长期合作行动中列出的要素之一，目的是为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确定一个到2050年的长期目标。但目前对达成长期目标的可行性、相关要素和法律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欧盟认为共同愿景需要全面、综合、具体，并给出了具体的目标值：2050年2度温升上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水平减少60%—80%；美国表示到2050年减排80%左右，但同时要包含发展中大国的指标，特别是要考虑当前排放和未来趋势；日本表示长期非约束性目标是共同愿景的核心，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俄罗斯、澳大利亚和韩国都表示共同愿景就是一种意愿，不具法律约束力；“77国集团+中国”则强调共同愿景不应该只有减排目标，还应包括适应、可持续发展内容，应关注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的实施。2009年的八国峰会上已就2050年2度温升目标和全球减排至少50%的目标达成一致，但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和现实可行性尚未得到广泛认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减缓问题减缓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最受关注和最为困难的领域，主要涉及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及相关的领域、机制和手段。目前关于减缓的谈判议题有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灵活机制、行业方法、国际航空航海燃料排放问题，等等。尽管每个议题都非常重要，但焦点集中在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上。根据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美国到2020年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也就是说，与1990年相比，美国几乎没有减排。日本、澳大利亚等其它发达国家也提出了从5%到25%的目标。因而，目前有关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是气候谈判斗争最激烈的领域。适应适应问题在巴厘会议之后得到进一步重视，成为国际气候制度关键要素。其原因是气候变化已经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影响，需要国际机制协调和共同应对。《巴厘行动计划》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即：依照公约框架尽快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紧迫行动；推动建立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建立适应基金机制，以协助最不发达国家和最贫困群体加强适应行动的实施。技术技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谈判的重点和难点。长期以来，国际气候谈判在技术议题上进展非常缓慢，各方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强调技术转让的界定，不能将技术转让与技术贸易混为一谈，主张建立全球技术基金，依靠非市场的多边公共资金推动技术开发与转让。发达国家一方面强调利用现有的资金，强调发挥私营部门和市场的作用，从而淡化政府的责任和提供新资金的义务，另一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改善国内不利于技术转让的制度环境，去除阻碍环境友好型技术吸收、消化、利用的主要障碍，包括加强专业人员的能力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等。资金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减缓、适应和技术需要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满足资金需求，一方面依靠市场促进资金流动，另一方面需要筹集非市场的公共资金。为了在公约框架内继续推进资金议题，各国就建立专门用途的新的资金机制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就有关资金机制的管理问题，涉及资金的来源及分配方式，向缔约方会议进行汇报的义务，成员国之间的均衡，透明度和易于使用等，也受到各方的关注。鉴于不同机制之间可能引起的资金分散问题，一些国家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伞形资金机制框架，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统一协调和管理。除公约框架外的谈判，在公约框架外新出现的资金机制备受关注。由英国、日本和美国三方出资、世界银行具体运作的信托基金，包括三个特定的基金，即：清洁技术基金、森林投资基金和适应气候弹性示范基金，另外还有战略气候基金，主要通过与地区发展银行合作用于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

　　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已然于风口浪尖。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能源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已成为全球第一，人均排放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而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中国“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空前的压力。

　　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需要近期承诺定量减排义务。根据一些著名的报告，如斯特恩《国际气候协定中的关键要素》，以及发达国家官方言论，他们希望中国在2020年前后承诺减排义务，在这之前并没有要求中国做出绝对量的减排承诺。只希望中国做出国家适当的减缓行动。

　　中国做出的承诺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中国的减排承诺将是“一石击三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能源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同时把自己提升到“绿色产业”领军者地位。

　　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如果每个国家或者联盟都能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这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人类发展的新起点，一个“绿色地球的新起点”，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具有转折意义，它将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转型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的改变，开启一个绿色经济、低碳文明的新时代。